她们之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年轻无业女子。她们身份不同，她们处境相似，怀着一个明星梦，亦或想快速赚更多的钱。
她们是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网络直播。
一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成了虚拟世界里的掘金工具。巨大的蛋糕吸引着网络主播们，冲击着她们的底线，甚至影响着中国大批年轻人的未来。
直播平台的背后到底藏匿了什么？网络色情暴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澎湃新闻记者 张婧艳 肖茜颖 俞立严 徐晓阳
实习生 何凯 何锴
2016年1月14日，上海，为了做直播，丁瑶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化妆。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高征 图
60万人盯着她一件件换衣服
“可以吗，我直播你的采访？”
对着客厅的镜子，边化妆边和我聊天的丁瑶突然说。
镜子的另一端，是和一台黑色台式电脑、一个话筒和一台大功率的聚光灯。这名拥有48万粉丝的网络主播，正在仔细地描眼线。落地窗外，黄浦江上星光点点。这里是上海陆家嘴的核心区域，她暂住的这套房子100多平米，市值大约1500万元。
得到同意之后，她有点兴奋，跑进卧室，翻出一根自拍杆，装上一台为直播特意买的iPhone 6 Plus手机，对着镜头说，“今天有记者来采访哦，大家的弹幕要给力一点哦。”
采访继续进行，屏幕上飞出一堆弹幕，粉丝们七嘴八舌，“记者过来坐坐”、“记者好白”、“找助理演的吧”、“小心假记者”。
丁瑶为粉丝准备的自拍照礼物。网络主播不仅要在线上与粉丝互动，更重要的是在线下维护好与粉丝的关系。
直播完我的采访之后，今天的新节目马上开始：跳钢管舞。
她把手机交给我，爬上钢管，用双臂拉起自己的身体，面对镜头，笑着摆出几个姿势，动作撩人。
丁瑶刚满23岁，学法律出身，拍过网络剧、上过杂志、但都是“跑龙套的”，进入这行纯属偶然。
两个月前，有个经纪公司的朋友告诉她，“做主播在韩国，月入百万元”，还让她看其他主播的视频，对着镜头舔一下，或者吃个香蕉什么的。
最开始，她拒绝了，“我就说，我不想走这种风格，可能干不了这种。公司的人给我洗脑，说‘屌丝也是要看女神的呀’。”
做主播的第一周，她还是放不开，觉得自己是个“高冷的天蝎座”。一周后，经纪人批评她，要她多跟粉丝互动，才能涨粉。
她翻了一圈其他主播的直播间，“懂了，从此迅速走红，两个月做到48万粉丝。”人气最高的一次，有60万人同时盯着屏幕，看她在电脑前一件件更换从韩国买回来的衣服。
不断有人在直播里送她“火箭”。这是一种虚拟货币，粉丝购买后，一架带着买家名字的卡通火箭，会从屏幕上飞过，远比普通粉丝的弹幕醒目。
每支“火箭”的价格是500元人民币。有个90后的土豪，曾经一口气为她刷几十个“火箭”，占满了整个屏幕。经过平台和经纪公司的分成后，它们将折现，成为主播的收入来源。
2016年1月15日，上海，一群梦想成为网络主播的女孩正在拍摄宣传照。
“很年轻，虚荣心很强，他们一进房间别人就会知道。”丁瑶边化妆边评价粉丝，“也不排除，就是想要泡一个女主播。”
她的粉丝、一名大三男生说，丁瑶是个典型的白富美，身材“符合男性的一切幻想，穿衣品味也好过那些乡村女主播”。
对着落地镜一边化妆，丁瑶说她最近在看一本与互联网有关的书，她也希望可以在直播时能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但是，“他们还是看身材。”丁瑶摇着头说。
储藏室堆满了丁瑶在直播时穿的衣服，这些衣服的面料轻薄，大多是一次性的。丁瑶挑出了一件圣诞节时穿着的裙子，红色的裙子胸前绑带，裙子下摆刚刚超过丁瑶的臀部下沿。
“乡村女主播”的成功渴望
第二天，我真地见到了一个“乡村女主播”。
在上海郊区一家三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里，倩倩和其他4名主播站在一起，光着脚，穿着比基尼，在沙发、浴室、床上轮流拍宣传照。
她相貌平凡，脸大，鼻子略塌，染了一头过时的黄头发，说话有浓重的口音。
经纪人甚至都记不住她的真实姓名：“红花也要绿叶配，有的人就是绿叶。”
被称做绿叶的倩倩，来自福建农村，上一份工作是10086的客服。现在，怕保守的家人误解，她还骗家人，说在“办公楼里上班”。
她以前不化妆、很少买衣服，不去KTV，生活很简单：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她很想改变这种生活，一次选秀真地改变了她。
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分享主播的消息，倩倩也报名选秀。虽然落选，但被另一家公司看上了。为了适应这份新工作，她化了浓妆，衣着前卫。男朋友接受不了，认为她变得“妖里妖气”，两个人分手了。
她的故事让知情者感叹如同日本电影《裸》。这部电影中，来自新泻乡村的18岁美丽女孩山濑广美高中毕业后，和男友携手前往东京闯荡。广美做着一份稳定的机场安检工作，但在生活的压力和对明星梦的追求下，她接受在涩谷街头遇到的经纪人的邀请，开始拍摄极度诱惑的平面写真。随着人气上升带来的满足感，虽然男友发现后和她分手，闺蜜也离她而去，她还是离那条底线越来越近。
倩倩没想过要像《裸》中的主角一样走那么远，但为了拉粉，她慢慢学会了主播们的拉粉方式。
她会琢磨粉丝，每天要关心他们，吃饭没有，睡觉没有等等，“其实是很烦的一件事，每天你要关心很多人，今天日子过的怎么样，而且要记住他们所有的东西。”
琢磨粉丝，是要吸引“土豪”。这些人，出手大方，怪癖很多。有人进来都不讲话，让你认为他不在，“感觉对了，他突然刷刷刷给你刷一笔钱。”
虽然粉丝少，每次最多也就几百个人看，但仍然挣了“比以前多很多的钱”。
网络主播们的江湖里，丁瑶所拥有的，正是倩倩所渴望的。
2016年1月14日，上海，网络主播丁瑶苦练钢管舞，准备用来增加直播的内容。
在宾馆拍摄现场，其他主播带了胸贴，而倩倩没有。她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不想放过这个宣传的机会，又不好意思跟别人借。
显然，她对成功有着更强烈的渴望。没有犹豫太久，她当着男摄影师的面，躲在沙发后面，脱下胸罩，用手挡着胸部，凑合拍了照片。
主播背后的“公会”
“网络主播目前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在读的大学生，第二类是没找到好工作的外地年轻人。”姀星源造星梦工厂的负责人赵紫承分析网络主播的构成，“大主播一般都是玩情商的，同时职业度也更高。职业度就是我可以给你产生暧昧，但是我永远都是冷血的。我之所以和你沟通就是为了让你留住。”
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几乎每一个主播都需要归属于一个“公会”，而“公会”背后则有经纪公司在操作。随着网络红人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公司随着诞生。
这类经济公司好比流水线，而这些主播则是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地被加工。
“一个女生通过面试后，先发现她身上的特点，再根据特点安排她上形体、舞蹈、声乐课程，教她怎么用直播软件，直播时灯光怎么调，什么样的妆容化妆、服装、各个平台的规则，怎么吸引土豪给她砸钱。”赵紫承总结出打造一个娱乐主播的顺序。
赵紫承雄心勃勃，对网络主播事业高度认可，认为这个造星计划“在把素人变成明星”（素人在直播圈指平常的人、朴素的人）。
但是，丁瑶并没有认为自己走在明星的道路上。
网络主播丁瑶收藏的鞋子。
可她仍然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明星。她认为，做一个女主播最好的出路就是，你积攒一些真爱粉，可以做到一呼百应，有人愿意支持你，“比如开个淘宝店什么的。”
同样不认同这条道路的，还有倩倩。
她自考考上了上海某学校的会计专业，打算再做两三年主播，会计学得差不多了，与经纪公司的合约也到期了，就退出这一行，“这种都是青春饭，我要是考出了会计，肯定不会做主播了。”
她有点忧虑，在网上留下了太多痕迹，以后转行后会有负面影响。但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好好工作，努力学习，争取尽快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有时想起以前做客服的日子，经常有人半夜无聊打电话调戏，“姑娘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吧？”
公司规定，不允许主动挂电话，否则扣奖金。她只能装作没听到，耐着性子，一遍遍对着电话重复，“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谁来监管平台和经纪人
网络主播正在拍摄宣传照。
钢管舞的直播只进行了2分钟，直播画面突然出现黑屏。丁瑶一下子收起了脸上职业的笑容，从钢管上跳下，拿起手机，喘着气说，“可能是钢管舞不让播。”
她的判断非常准确，经纪人马上发来微信，“非常时期，不能跳的。”
粉丝们也纷纷抱怨，“‘房管’来了”。
“房管”是对斗鱼直播房间管理员的称呼。2015年12月31日，斗鱼TV旗下一名主播在上海直播驾豪车，结果酿成车祸，撞伤2人。几天后，2016年1月10日凌晨，斗鱼TV另一名主播与一女子赤裸身体，在平台上直播性行为，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媒体的介入，丁瑶和同伴感觉对网络主播的管理骤然收紧。她所在网站的首页，开始出现一条《网络直播自律公约》，要求节目不能“色情、暴力血腥、消极反动以及有擦边球嫌疑”，并“要求主播都能加入”。
监管在加强，但并没有影响这些活跃着的网络主播。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胡钢称，网络直播平台的盈利模式可能会让平台运营疏于监管。另外，网络直播形式的特殊性让不少网络主播存在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寻求刺激。
“网络直播平台乱象源于监管体系混乱和红线标准不明晰。”1月19日，有着十多年网络视频行业管理经验的香蕉影视CEO王珏揭示色情暴力直播频发原因。
此外，不止一位法律人士表示，建立分级制度可以作为解决方法之一。
剑湖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子乾强调，面对乱象，直播平台首先得从自律做起。一方面，应强化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平台及类似的自媒体直播的约束，网站对于主播的提成等等必须在审查内容不违规后支付。
另一方面，推行网络直播平台、投资人、经营团队核心成员、网络主播四方面主体的网络文明信用制度，对“打擦边球”次数或社会影响程度超过一定数量的个案，要同时将上述四方面主体拉入黑名单，给予同样的“禁赛期”；而对于严重挑战监管规定、法律要求，并引发极其恶劣社会影响的个人，应当对上述四方面主体均给予“终身禁赛”处罚——企业吊销执照；相关人员则终身禁入网络传播、新闻传播、出版、广电等相关行业；对于涉及色情暴力的主播应当禁止其再进入该行业。
网络主播正在拍摄宣传照。
就政府层面，多部门如何配合监管到位也值得关注。
顾子乾建议：“未来，负责网络犯罪的还必须是公安部门，建议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设立专门的监督单元，然后进行有效对接，签订信息开放协议，减少地方部门与网络平台的‘隔空喊话’。这次就出现江苏网警微博喊话斗鱼直播，事实上斗鱼是注册地在武汉的公司，所以公安部内部可以设立大区的网络监管部门，如果发现违规现象，可以第一时间追究到平台的责任。”
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可可表示，“应该在进行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再进行局部的实名制和与之伴随的分级制。”金可可表示，局部的实名制例如上视频网站观看类似女主播等内容的实名制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互联网经营者的义务。”
顾子乾补充说：“除了分级制度，还可实行‘黑名单’制度，通过设置，实现限制访问带有违法信息内容的网站。”
金可可建议，完善互联网立法的同时，有关互联网管理部门也应该更有责任心，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